已成为历史的１００年间，与辛亥革命相关的诸多物事，并未因时间推移而沉默暗淡，在中国各地的博物馆中，它们正为公众奉上真切触摸百年精神脉动的机会。
依托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位于武昌阅马场的辛亥革命博物馆被武汉人称为“红楼”，其间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史迹陈列》以近４００件展品，全景式地展现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历史。
“大法国租界”碑、“国殇”石碑、黄桢祥血衣、鄂军教导团徽章……其中也有曾在中国历史上名噪一时的“汉阳造”步枪。
这种１８９５年湖北仿造德国Ｍ１８８８型步枪生产的枪械，由于产于汉阳兵工厂，故被称为“汉阳造”。１９０７年，清陆军部通令各省一律向汉阳厂采购枪械。于是，“汉阳造”成为当时中国最出名的步枪。武昌起义时，革命军使用最多的枪枝也是“汉阳造”。
一场撼动中国历史的革命在民间同样留存着难以磨灭的痕迹，在江苏扬州民居所用的砖石上，便铭刻了辛亥革命的象征。
扬州文化研究所有一块普通的砖，宽约三寸、厚两寸，色泽灰白，砖块侧面刻有两面交叉的旗帜，一边五色旗，一边九星旗，是辛亥革命时流行的旗帜。
研究所所长韦明铧说，这块砖系民间捐赠，表明由辛亥英雄们用鲜血缔造的共和受到普通民众的普遍欢迎，以至于他们在修建民居时，都不忘将这一历史事件，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加以铭记。
被融入历史的不仅仅是壮举，还有爱情和亲情。
“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黄花岗７２烈士之一林觉民的《与妻书》广为传读，但不为众人所知，林觉民在下定慷慨赴死决心的同时，还有一份写给父亲的遗书。
“不孝儿叩禀父亲大人：儿死矣，唯累大人吃苦、弟妹缺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大罪乞恕之在。”字迹虽略显潦草但坚毅有力，寥寥数笔，却写满一张。
如今，这两份诀别书的抄本就静静摆放在位于台北八德路的中国国民党党史馆内。和它一起展出的，还有黄兴在１９１１年黄花岗起义前４天写下的绝笔书，辛亥先烈、刺杀署理广州将军孚琦的同盟会会员温生才的遗发及被囚禁时的脚镣，以及美洲中国同盟会印制的筹饷券、捐款收条等。孙中山诸多手迹和原稿也在展厅中展出。
对孙中山的纪念，两岸皆如是。每个月，台商陈梦雄都会来到南京中山陵祭堂，向孙中山石像深深三鞠躬，以缅怀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
“每次我看到南京孙中山纪念馆的展柜里陈列的中山先生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时，我就禁不住热泪盈眶。”陈梦雄说。
今年６月３日，孙中山孙媳妇林伦可在南京孙中山纪念馆内的中山书院，向孙中山纪念馆捐赠了孙中山手书《建国大纲》的复制件。此册页由孙中山赠予孙科，全长近６米，为孙科在世时台北故宫博物院复制。除了孙中山手书的２５条大纲，还有很多民国名人的题字。
作为孙中山起草的关于建设中国的计划，《建国大纲》全文共２５条，１３００余字，陈述了孙中山的建国理念和思想。１９２４年４月１２日孙中山又对原件稍加修改，并亲笔誊写，正式公布。
时隔多年后，前人字迹所传递的历史温度仍可感知，而遗留在时空中的物件已然历经沧桑。
广州市越华路小东营５号的广州三二九起义指挥部旧址纪念馆内，摆放着一对巨大的石狮子，１００年前的４月２７日，这对石狮子就摆放在当时的清两广总督署大门前。现在，石狮子身上，仍留有２３处弹痕。
１９１１年４月２７日下午５点半，黄兴亲率由海内外１００多位革命党人组成的“选锋队”（敢死队），打响了“三二九”起义的枪声。经过一夜激战，革命党人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１００多名革命党人当场牺牲或被捕后就义。
如今，当年的起义指挥部已经成为纪念馆。互动多媒体室里的电视屏幕上，正一遍遍放映着关于广州“三二九”起义的电视纪录片。广州老人林庆麟在电视机前站立良久，对着电视中的画面看了一遍又一遍。
“革命党人不容易，实在敬佩他们的精神，这些提醒我要更加珍惜今天。”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