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之谈”看过此段子的公职人员普遍如此回答本刊记者，因为每项“警示”背后，都有著名网络公共事件的影子，在调侃戏谑中，形象地展现了互联网时代对于干部带来的压力与转变。
近年来，互联网对于公共事务和政策的影响日益深入，基层党委政府承受来自虚拟世界的网络压力与现实社会的发展压力双重考验。面对“网上被骂，网下加压”的境况，在基层干部中出现执政能力的“短板”现象。比如，网络“恐惧症”与“麻木症”并存，要么把网上舆论视为洪水猛兽，想当然地进行堵、封、瞒、蒙，结果往往适得其反；要么漠视网上民情而反应迟钝，贻误引导和处置的良机，导致“小事情”演化为“大事件”。
网络“恐惧症”与“麻木症”
针对一些地方出现政府相关部门前后说法不一、官方消息频频“翻案”等网络公共事件，复旦大学舆情研究中心主任朱春阳认为，这暴露了“网络恐惧症”给政府公信力带来的巨大损害。在成千上万的网民“网络围观”与“人肉搜索”的情况下，没有人或部门能只手遮天，掩盖真相，堵、封、瞒、蒙的手段只会让政府部门为个别问题付出了整体公信力的代价。
“对互联网存在不同程度的畏惧与畏难心理，是当前干部群体中较为突出的问题”。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互联网管理部门官员坦言。
重庆市去年在一千多名领导干部中进行的调查显示，在“与网民在线交流有哪些顾虑”的调查选项中，21%的人担心“说错话表错态”，42%不能接受“网民谩骂和嘲讽”，12.6%担心“被当面举报和质疑而难堪”。
“与网络‘过敏’相对的是，一些部门和官员对网络完全‘脱敏’，对网络舆情麻木迟钝。”研究网络舆情的学者指出，无处不在的网络实际已打破了传统的舆论生态，即使是过去认为的一些“冷门”部门也可能一夜之间成为舆论中心，缺少应对意识与经验让它们往往“被动挨打，步步被骂”。
网络时代干部“本领缺陷”
微博目前用户达3亿，已成为互联网最热门的新领域，但不少官员对微博要么完全不懂，要么一知半解。”北京一门户网站高管告诉本刊记者，在受邀给地方党政部门讲课过程中，他发现很多基层干部完全落后于网络时代，“对我们讲的很多东西一脸茫然。”
尽管这些年基层干部的网络知识、参与能力以及对新兴媒体传播规律的认识有明显提高，但总体上与广大网民尤其是网络意见领袖相比，基层干部大多处在“菜鸟”水平，弥补“本领缺陷”尚需要干部与“网”俱进。重庆市去年的调查表明，尽管干部整体上网率已超过90%，但多属浅层单向触网状态，81%的人只是上网“看看新闻”，不会使用QQ等即时通讯工具的达42.7%，对微博等社交网站完全不了解的达81.3%。
多位受访的互联网管理部门官员指出，BBS、新闻跟帖、博客、QQ群、3G、微博等被网民广泛运用，网络已进入Web2.0时代并逐渐开启Web3.0时代，但基层干部仅仅掌握了门户网站的新闻浏览和发布技巧，而对于互联网新技术的发展和运用，可谓“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说明基层干部对互联网新技术的发展和运用方面的认识普遍滞后，“官员的网络观念如何从‘你说我听’，走向‘你问我答’，再走向‘你说我说’，还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提升过程。”
重庆市委宣传部网络处处长周庭勇认为，在信息化时代，客观上形成了两个舆论场，一个是由报纸、广播、电视、期刊等媒体形成的传统舆论场；一个是由网络与手机等新媒体构成的新兴舆论场。当前的基层干部很多是在相对封闭的传统媒体构成的“舆论温室”中成长起来的，“和风细雨”式的舆论监督往往让他们形成“媒体可控”的依赖心理与集体无意识。不少基层干部依然用对待传统媒体的心态和方式来对待具有高度开放、互动、参与的新兴舆论场，必然会在新媒体舆论场的“暴风骤雨”中败下阵来。两个舆论场的强烈反差导致一些领导干部在“舆论可控的侥幸”和“网络无常的无奈”的“纠结”中左右摇摆，对网络舆情的“过敏”与“脱敏”并存。
“除面对网络时代存在‘本领缺陷’外，观念和机制上的障碍也使基层干部在面对网络舆情时‘眼高手低’，平时宣称重视网络舆情，谈起来也头头是道，但一旦涉及自身，往往手足无措、反应过度、处置失当。”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专家与官员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惯性依赖心理，让一些干部产生“网络可控”的侥幸心理。有些地方干部对媒体的负面新闻，以往采用长期沿袭的堵、盖、封等手段，从而使一些干部始终认为，新闻传媒是可以控制的，从而在心理上产生一种虚妄的舆论安全感，并且一成不变地用这种“老眼光”来对待互联网这个“新事物”。
二是舆论监督不属于干部选拔机制内的重要因素，使干部缺少提高网络运用能力的压力和需求。在当前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很少需要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也不需要直接在媒体和大众面前展示自己。既然干部升迁无需担心媒体质疑和不必利用媒体展示自己，他们自然也就没有提高这方面能力的内在动力和现实需要。
三是一些传统思想观念成为干部网络运用能力提高的障碍。“家丑不可外扬”的思维定势，令一些干部视网络为洪水猛兽，时刻提防并设法控制。凡是辖区内的突发事件或违法犯罪事件，都关着门解决，严禁走漏消息。以为这样“上可以瞒领导，下可以骗百姓”。
“妨碍进步、影响升迁”的思想顾虑，令有的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往往把正面报道看作是对其工作的肯定或褒奖。若有负面信息见诸网络，就认为是大祸临头。
“身正不怕影子歪”的刚愎心态，使一些官员自认为为官清正，不理睬舆论监督，不注重民声，对各种传言和质疑不回应。
“网络让问题扩大化”的错误观念，使一些官员认为网络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事情一旦上网，往往会掀起轩然大波，使问题扩大化、复杂化。
提升官员执“网”能力
今年7月下旬的“四川省阿坝州锰渣污染涪江”突发环境事件中，地处下游的重庆市民也出现恐慌苗头。重庆环保局迅速通过拥有22万粉丝的“重庆环保”官方微博，24小时滚动发布水质最新监测情况，重庆40个区县环保官方微博“一呼百应”，同步转发“重庆环保”首发信息，网友竞相转发。同时，网络媒体、广播、电视、报纸、手机报等快速跟进，形成立体式发布网络，实现信息全公开，人群全覆盖，快速形成主导舆论，将传言淹没在真实信息的“海洋”里，受到了重庆市民好评。
从某种程度上看，这种对舆情的快速、公开、透明的回应来源于过去的“吃亏”教训。前几年经历“彭水诗案”、“最牛钉子户”等网络事件后，重庆总结经验教训，对官员开展网络培训案例教育，推动部委办局和区县党政“一把手”定期与网民开展在线交流，建立突发事件网络首发和日常回复制度等，使各级领导干部的网络素养有大幅提高。
“现在重大突发事件中，一些区县和部门变过去‘捂、堵、删’的简单被动做法为主动说、及早说、公开说，产生不少类似于重庆环保应对水污染的成功案例。”周庭勇认为这是一种令人欣喜的进步。
分析近年影响较大的网络舆情事件，研究网络舆情的专家学者也得出一个规律性的结论：凡是本地区或本部门曾经发生过有一定影响的网络舆情事件，这些地方或部门的领导干部对网上舆情就更重视，对网络事件的处置也更及时得体，并且往往是“受伤”越深，重视程度越大。但如果全部靠“吃一堑”才“长一智”，其代价未免太大。
党建学者、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在其主编的《世界执政党兴衰史鉴》一书中指出，在当今信息传播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民众对表达途径和信息获取渠道的选择多样化了。如果仍沿用过去的套路，对民意和其他信息的感受不灵敏，传递不准确、不及时，那么，人们对执政党的信任就会迅速下降，对执政党的能力表示怀疑。
“世界上一些大党老党失去执政地位，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其长期依赖传统的沟通手段，而后起的反对党则更能利用现代沟通手段争取公众的认同。”王长江在总结他国执政党成败教训后如是说。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互联网管理部门官员和专家学者也持相同看法：正确认识网络、关注网络、包容网络、接受网络、使用网络，具备一定的网络素质和能力是网络时代各级领导干部必备的素质和能力，应当从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来提高官员的网络执政能力。他们建议，要有计划地开展培训与学习，把网络内容纳入到地方和部门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把网络知识纳入各级党校培训课程，把领导干部网络素养纳入领导干部考察、考核体系，以提高各级干部对网络的认知水平和运用能力，打破干部对网络的畏惧、畏难心理。
本刊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一些重视执“网”能力提升的政府机构和官员，也开始尝试利用网络引导舆论、获取反馈，与公众交流，在网络上发出理性、客观、正面的声音。一大批有号召力、影响力的“官员意见领袖”在网络上也十分活跃。
拥有百万粉丝的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蔡奇是最受网民关注的“官员意见领袖”。在日本核泄漏引发的抢盐风波中，一名网友3月16日在微博上向蔡奇报料：“蔡部长，现在全省在哄抢食盐，请省领导关注”。数分钟后，除蔡奇外，微博新人、浙江省副省长郑继伟和杭州市卫生局长陈卫强相继在微博上作出回应，告诉网民核辐射监测结果、食盐供应充足、碘盐无助抗辐射等等，官员的安民告示在短短数小时内被转发了数千条，这些及时的言论引起网民广泛好评。
在蔡奇的带动下，浙江省组织系统90%的干部已有个人微博，全省有三千多名干部拥有微博，形成了微博上的“浙江军团”。在“7·23”动车事故中，浙江政务微博集体发力，以及时、坦诚、公开的发声，在网上弥漫的一片质疑与不满的情绪中，赢得了难能可贵的理解与好评。
“官员主动触‘网’的同时，也要充分发挥传统媒体的作用，不能捡了话筒，就扔了扩音器”。中国传媒大学舆情研究所副所长李未柠指出，现在有种倾向：似乎官员都到网上开微博，与网民在线交流就能引导好网络舆情，代替媒体功能。
她认为，媒体的专业性、独立性与公信力是官员不可替代的。如果在一些重大公共事件中传统媒体关键时刻“被失语”，将导致党委政府和媒体公信力下降，网络传言的公信力反而增强。而如果主流媒体舆论通道及时且畅通无阻，完全满足受众的知情权，微博等网络信息就不会被如此追捧。
受访专家建议，当前应落实中央《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等文件的要求，切实保障报刊、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的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的采访报道权，以权威、准确、客观的声音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才能减少网络谣言、偏激言论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