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业富余劳动力供给数量看。一些学者从我国20—30岁农业劳动力供给数量将逐年下降的趋势，得出农业富余劳动力已经由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变，这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全面。在农业富余劳动力供给数量上，还应考虑到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农业富余劳动力中，将近5000多万40岁以上的劳动年龄人口也是潜在的劳动力，他们随时可以转化为现实的劳动力供给。目前，由于受教育程度、社会保障、职业培训和社会心理等因素的制约，造成这部分富余劳动力难以转移。如果政府出台的社会保障、户籍改革、职业培训措施等能够到位，这些潜在的劳动力就会被转移出去，转化为现实的劳动力供给。另一方面，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逐步提高，农业部门所需的劳动力数量会进一步减少，这将为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按照国际经验，一个国家如果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农业部门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例会低于10%。比如美国，1900年农业部门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例为38.1%，1980年这一比例下降为3.6%。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例虽然已经不到40%，但仍存在着巨大的下降空间，可以转移出大量的农业富余劳动力。这两个方面，是在把握我国“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到来时需要考虑的变量。
从农民工工资水平看。近年来，我国农民工工资的确是在不断上涨，这也是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的重要依据。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农民工工资的上涨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近年来，农民工工资上涨的重要原因是劳动力再生产费用的不断提高。随着我国物价指数的上升和城镇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农民工及其子女在城镇维持基本生活的费用逐年提高，这是造成农民工工资不断上涨的重要原因。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农民工工资上涨就是由劳动力短缺引起的。事实上，近年来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比重在下降，农民工作为主要依靠劳动收入的群体，在这种大背景下其工资实际上涨幅度也不可能太高。因此，仅仅依据一段时间里农民工工资的上涨就判断我国已经到达“刘易斯拐点”，是值得商榷的。
从农业富余劳动力供给质量看。一般而言，在讨论“刘易斯拐点”时，一个前提假设是农业部门富余劳动力供给质量和资本部门所需劳动力质量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只要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就可以被资本部门所吸纳，不存在劳动力从一个部门向另一个部门转移的职业转换障碍。但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农业富余劳动力的供给质量不能适应第二、第三产业发展的需求。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农业劳动力的文化素质相对较低。虽然近年来我国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了农业劳动力的文化素质，但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企业对劳动力质量的要求也水涨船高，许多高新技术企业对劳动力质量的要求更高。正是由于劳动力供给质量和需求质量之间的不匹配，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农业富余劳动力难以转移，引发“民工荒”问题。但这并非劳动力供给的全面短缺，不会成为长期的发展趋势。只要不断加大对农业劳动力职业培训的力度，就可以逐步缓解劳动力供给质量和需求质量不匹配的矛盾。这也是在把握我国“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到来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