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00个研究对象中——它们分别是国企、民企和外企的百强——平均的社会责任发展指数只有19.7分。只有中国远洋集团一家企业处于卓越者阶段；23家企业(占7.7%)处于领先者阶段；36家企业(占12.0%)处于追赶者阶段；35家企业(占11.7%)处于起步者阶段；205家企业(68.3%)仍在“旁观”，没有推动社会责任管理，社会责任披露十分缺乏，还有26家企业得分为0或者负分。
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李汉林以三聚氰胺、地沟油等事件为例指出，在中国，相当一部分企业为了赚钱丧失了行为底线，将对消费者和全社会的责任丢在垃圾桶里，这种扭曲的做法“已经产生了很严重的社会后果”。
更为疯狂的是，社会资本似乎还在鼓励这种情况的发生。报告执笔人钟宏武博士惊讶地发现，当紫金矿业被曝出污染事件后，机构投资者非但没有抛弃它，反而是积极去抄底，致使其股票一度涨停！“不负责任的基金数量占比67%，这结论出乎我们的预料。”他说。
报告认为，国有金融企业社会责任指数的高得分得益于中国银行业协会的积极推动，而中央企业的社会责任指数得分较高，除了央企的责任管理基础较好以外，与近年来国资委的推动也密不可分。其他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指数得分偏低与此类企业缺乏统一的外部推动力量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外资企业100强的社会责任整体水平也低得可怜。没有积极推进社会责任管理的公司占了78%。这些企业中，很多母公司为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比如可口可乐等著名国际品牌只得零分，而阿迪达斯甚至被倒扣4分。课题组的理由是“阿迪达斯在企业社会责任发展规划、反商业贿赂制度与措施，以及企业的环境管理和节约资源能源、降污减排方面的信息披露程度严重不足。”
财富世界500强乃是学界和业界吹捧多年的对象，也是中国企业一直效仿的目标，这样的结果不免令人惊讶。对此，中国企业公民委员会专职副会长刘卫华认为，这或是“淮南为橘、淮北为枳”，与中国法规还不健全有关，“在此营业的跨国企业可能会松懈下来，监督程度没有像在美国等地运营时来得严谨”。
不过，他相信情况会好转：现在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在惩处违规的外企时可能会“有些倾斜”，但等市场经济架构建立起来，法规更严谨，不论是外资或本地企业都会面对同等严厉的刑法和管制。
目前，世界上一些国际组织对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很重视，并成立了相关机构和组织，企业社会责任工作正在全球迅速扩展。如联合国2000年实施的“全球契约”计划，提倡包括人权、劳工、环境和反腐败4个方面的10项原则，现在已有2900多家世界著名企业加入全球契约。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雇主组织等，也都积极推行企业社会责任，就如何进一步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形成共识。
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尚处襁褓之中。李汉林表示，假冒伪劣商品横行说明中国企业连基本的事情都没做好，更不要提在环境、人权和慈善上有所贡献了。“如果有一天我们销往国外的产品从‘中国制造’都一一变成了‘中国仿造’，并逐渐形成国际市场对中国市场的一种共识和印象，一种对中国产品整体质量的信任危机，那么受影响和打击的就不仅仅是一些相关的中国企业，而是整个中国市场、中国的经济，包括整个中国的国家形象。”
刘卫华则指出：“为什么食品行业的假冒屡禁不止？我想，首先是企业的责任。只靠执法人员去监督肯定是不够的，我们国家有几千万个企业，每一个企业都设一个监管员吗？！企业家和企业的自觉性一定是第一位的。”
他建议政府提高处罚力度，将违规企业关掉、让其倾家荡产，甚至处分企业负责人，“现在罚那一点点钱，仅是他获利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是不够的”。
媒体的监督、研究机构的敦促，社会组织的宣传和消费者的抵制也被认为是重要因素。其中，消费者拒绝购买商品或投资，可谓是最好的反馈机制，但是在中国，消费者似乎并不把企业的社会责任放在心上——虽然他们在网上会大骂商家无良，但是却经不住促销廉价的诱惑。在最能显示自己力量的时候他们选择将眼睛盯在价签上。
另一个证明是，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的研究还发现，在587只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中，67%的为“不负责任”基金。它们在投资过程中明明知道标的企业所在行业对社会有害、明明知道标的企业发生了丑闻事件比如污染环境等，还依然把钱送给该企业，成为资本市场助纣为虐的典型。
“我们把去年一年企业发生的重大社会责任缺失案例进行了梳理，然后再看基金有没有购买这些企业的股票，结果很令我们惊讶。比如说紫金矿业的污染事件出来后，环保部的处罚一公布，其股票不仅没像国外一样跌盘，反而涨停。我们的机构投资者基本上都在积极地抄底，根本不考虑这家企业对社会环境是否造成重大影响。”钟宏武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