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徐崇温近日出现在记者面前。他满头银丝,精神矍铄,开启了17年前的记忆。
“领受任务后,大家非常兴奋，觉得苏联解体后,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承担起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的庄严任务,在前人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客观探索,对社会主义的未来给出更明确的理论答案。”
徐崇温所说的“任务”,就是建立“国外社会主义跟踪研究协调组”——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的前身。
“百川归大海,即使遭受暂时挫折,社会主义的历史潮流仍然不可阻挡”
1991年12月25日,随着克里姆林宫总统府圆屋顶上苏联国旗的悄然落下,有着74年辉煌历史的苏联从世界社会主义版图上消失。
1993年秋冬之际,踏着街头的落叶,那些对社会主义依然心驰神往的人们聚集在莫斯科,剖析过往,思考未来。
当一篇题为“21世纪社会主义的复兴”的主题报告道出人们久被压抑的心声时,掌声骤然响彻这座“千顶之城”。
莫斯科的掌声,引发了千里之外社会主义中国的热切回应。中央领导同志明确指示,要做好对世界社会主义的跟踪研究。1994年,以对国外社会主义进行长期跟踪研究为内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有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央编译局、新华社、中央党校和国家教委参加的“国外社会主义跟踪研究协调组”成立了。“协调组”后改名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没有犹豫,不事张扬,神圣的使命很快将一些原本从事社会主义研究的学者凝聚在了一起,他们在原有研究领域的基础上,开始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世界,尤其是原苏联地区。
一切似乎平淡自然,顺理成章。然而,从那段岁月走过来的人们,却深知当时的不易。
曾在留学期间亲睹苏联解体、感叹“去时苏联,回时俄罗斯”的中心常务理事、中国社科院文献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树华忆及当年,感慨万千:苏联解体严重冲击着人们的理想信仰。
有一次,中心常务理事、办公室主任王立强去邮局给京外关心社会主义研究的学者寄送材料,在邮局工作人员索要寄件人名称时,王立强报出中心的名字,多次重复后,工作人员终于听清,却一脸茫然地嘟哝:“苏联都没了,怎么还有这么个中心?”
彼时彼刻,一股阴风也开始在理论界飘散:苏联解体后,那些原本对西方世界抱有幻想的投机分子,开始为资产阶级思想张目,攻击社会主义;而一些意志薄弱、信仰不坚定的社会主义研究者,也被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倒,渐渐逃离了马克思主义阵营;更有甚者,中心学者的研究工作遭到一些人的抨击。
守护真理的火把,是如此的艰难。然而,“即便这样,我们始终坚信,百川归大海,即使遭受暂时挫折,社会主义的历史潮流仍然不可阻挡,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现已82岁高龄的中心常务理事、中央党校吴雄丞教授的铿锵话语,点出了学者们当年迎难而上的精神力量——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
“总的目标只有一个——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记者在《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编辑部主任曹苏红的带领下,进入位于中国社科院大楼一层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办公室。
这块10来平方米的空间,简陋,窄小。占去一大部分地方的,除了资料,便是书籍。书柜里挤不下的书,层层叠加,“爬”到了书柜顶端。
在拥挤的书架上,学者们各个时期的代表性作品陈列其间,这些作品按类别分为“研究系列”、“参考系列”和“资料系列”。研究系列主要是指学者们撰著的各类著作,如《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叶利钦的西化改革与俄罗斯的社会灾难》、《世界在反思》;参考系列主要是指学者们翻译的各类成果,如《富国陷阱》、《论意识操纵》、《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自我崩溃》;资料系列主要是指由中心编辑出版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和《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以时间为序浏览学者们的成果,几条清晰的线索呈现在眼前:17年来,学者们逐渐从单学科研究转向多学科研究,从应对性研究转向开拓性研究,从单语种研究转向多语种研究。“这样一些线索,清晰地勾勒出学者们理论研究日益自觉自信、理想信仰愈加高远坚定的形象。”中心副主任、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一语破的。
记者从堆满材料的办公桌上拿起一本曾数次被中央领导同志索要、高校教师纷纷要求扩大发行范围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一边翻阅,一边倾听曹苏红的娓娓介绍:这本创办于1994年9月、看似薄瘦的内部刊物,是“国外社会主义跟踪研究协调组”成立后,学者们进行世界社会主义研讨的第一块平台和阵地。17年来,中心学者有影响的理论观点和学术论文,绝大部分首先通过这个平台反映给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为科学决策提供参考和借鉴;学者们对一些错误思潮的深刻批判以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深入阐述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学术观点,也最先主要通过这块阵地展露出来。
如果说《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是中心系列成果中的“元老”,《世界社会主义黄皮书》则是中心系列成果中的“新秀”。
聊起这套曾经被抢购一空、一版再版的书籍,为中心日常工作付出大量辛劳的中心办公室主任王立强满脸欣慰。他自豪地告诉记者,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这套丛书是中心的一个品牌。中心每年选取本年度最优秀的论文,以“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为主题结集出版,一年一册,至今已出版了7册,共辑录理论文章940篇,意在让全世界都听到中国学者研究社会主义的声音和意见,也为国人深入了解世界社会主义现状提供一个光亮的窗口。
研究社会主义,不能就“社会主义”论“社会主义”,而必须拓宽眼界,将资本主义纳入研究视野,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探究,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更多借鉴。因此,对资本主义的剖析和对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潮的批驳便成为学者们的重要研究主题。譬如,在上世纪90年代,中心常务理事、中央编译局原副局长李其庆就运用自己的法语优势,结合法国的现实情况对新自由主义进行了深入批判。
立体式的研究进路和视角,催生了十分丰硕的成果。这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认识美国金融危机的本质和原因》、《苏联解体前夕的历史虚无主义逆流及其特点》、《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及新自由主义的危机》等,便是扛鼎之作;而《如何理解恩格斯的“93个字”论述》、《驳“恩格斯宣布放弃共产主义理论”谬说》等成果,则是中心学者新近批驳歪理邪说、坚定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精品。
中心常务理事、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张国祚将学者们这些既多方发散、又紧扣世界社会主义这条主线的研究归结为一个总的目标:“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学者们的成果决非凌空蹈虚,而是踏踏实实用脚走出来的,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
17年,既是历史的一瞬,也是人生的一段。这样一段人生,因为它的不平凡,而被中心很多专家学者认为“最有意义”。这样的“最有意义”,只有身临其中,才能深刻体味。
从最初10余位专家学者到现今的近300位研究人员,从最初几乎清一色的白发老者到现今诸多优秀年轻学者加入,随着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和研究主题的日益深入,近年来,学者们的研究受到了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其中很多成果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要批示。研究中心从当初的默默无闻变得广为人知,也由此深深地感染了他人。
有一次,中心拟在社科院学术报告厅召开社会主义研讨会。因从各地赶来“蹭”会的听众太多,会场安排一变再变,到后来报告厅实在坐不下,只好临时设立分会场,用视频会议方式满足参会者的要求。
一位学者在阅读到中心编印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后欣然来信:“请千万别以为您们的工作只是简单的信息和资料提供,重要的是让我们这些坚定的信仰者眼界更开阔、理由更充分、心里更安然!”
墙里花开,飘香墙外。俄罗斯专家在阅读了中心的研究成果后,由衷称赞中心是“社会主义的一块重要阵地”,值得“顽强捍卫”;2006年,8集电视政论片《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出版发行后,产生了良好社会反响,由中心撰著的该片解说词被越南《人民报》摘要刊登,俄罗斯甚至出版了研究解说词的学术专著。
这些褒扬的背后,是学者们的艰辛付出。
刘淑春,一位为列宁著作编译和研究事业奉献了大半辈子的中年女性,当耳闻目睹苏联解体后一些心怀叵测的人恶意攻击列宁是阴谋家时,内心被深深刺痛。为还列宁以本来面目,今年夏天,作为中心常务理事、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运部主任,她千里迢迢远赴列宁当年的海外流亡地——日内瓦。通过寻访列宁故居、访谈知情人士、研究列宁曾经读过的书报资料,她充分论证了十月革命完全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人类历史新篇章。于是,她坚定有力地反驳攻击者:“苏联解体,并不能抹杀列宁的光辉!”
“学者们的成果决非凌空蹈虚,而是踏踏实实用脚走出来的,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谈到如刘淑春一样的学者,中心主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深情地聊起这样的事例:中心顾问、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经常不带秘书,不扰基层干部,自备干粮,悄悄深入全国各地农村调查研究;中心常务理事、中国社科院拉美所研究员徐世澄,因重病10次住院,接受过8次化疗后仍多方奔走搜集研究素材。
那部集中反映中心学者对于苏联解体的深刻认识、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居安思危》影视作品,则是李慎明亲自率团三赴俄罗斯实地调研、两派摄制组到俄罗斯采访各界人士后形成的。
用脚走出来的研究成果,坚实有力,可亲可信。我们深信,从事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的学者,他们智慧和心血的结晶,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完善和发展,提供更多有益借鉴;他们所坚定高擎的真理火把,将放射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