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全国两会期间表示，上个世纪７０年代以来，“搬山运动”式的稀土开采，除了严重影响当地经济发展，甚至影响到广东、香港等东江源下游人口的饮水安全。
寻乌县的遭遇正是中国在稀土开发中付出环境代价的缩影。长期以来，拥有世界上储量最多、品种最全稀土资源的中国，非但没有从宝贵的稀土资源中获得应有的利益，反而饱受环境破坏之苦。
而在中国稀土界有“南赣州、北包头”之说的赣南，虽然其黑钨储量和离子型稀土储量全国第一，但由于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约束的矛盾突出，据称，如果要对开采稀土等矿产破坏的土地进行生态修复，初步预计资金投入将高达３８０亿元以上。
正是吸取了历史的教训，中国在稀土开采中日益把紧了环保的关口。由中国环境保护部颁布、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日起实施的《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对稀土工业企业水污染物和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监测和监控提出了更高要求。
而国土资源部２０１０年开始即明确表示，到２０１２年６月３０日前，原则上暂停受理新的钨矿、锑矿和稀土矿勘查、开采登记申请。而随着“限采令”大限将至，国土资源部是否将受理新的稀土矿采矿证申请，更是备受关注。
３月５日提交人代会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环境保护，着力解决重金属、饮用水源、大气、土壤、海洋污染等关系民生的突出环境问题。
“可以确定的是，今后稀土开采准入的环保门槛只会越来越高。”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环保厅副厅长雷元江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将“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发展”，作为战略性稀缺资源的稀土，通过保护性开采，提高稀土开采的附加值、增加科技含量、提高资源有效利用率，应该是未来行业发展的方向。
稀土行业发展方向的改变，对稀土产品价格的影响则显而易见。
由于资源和环境成本未计算在内，中国稀土产品出口价格长期低位徘徊。上世纪９０年代之后，美国等国家甚至相继关闭了本国稀土矿山，转而从中国进口，以致出现中国“以不到世界５０％的稀土储量，却供应了全球９０％以上稀土用户”的局面。
“稀土开采权必须进一步整合集中，通过提升技术，打造稀土产业链，才能缓解对环境破坏的压力。”全国人大代表、经济学家、江西财经大学党委书记廖进球认为，必须对稀土开采制定规划和准入标准，并统一对外出口销售，才能实现对稀土产品的合理定价。
“既然要保护环境，就必然减少开采，供需关系的变化，也肯定会导致价格波动。”廖进球认为，除了生态修复的历史“欠账”外，今后对开采中的环保投入也将越来越大，开采、生态修复成本提高与价格上涨二者一点都不矛盾，廉价稀土的时代应该终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