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呼吁作为公益服务类事业单位的高校“去行政化”，取消行政级别的声音一直存在。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将高校等公益服务性单位“逐步取消行政级别”置于事业单位改革的路线图中。
教育行政化是近些年许多学者大加挞伐的教育痼疾。用中科院院士、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朱清时的话说，学术界的创新能力在萎缩，根源就是教育体制行政化。就拿现在各地推行的学校绩效工资来说，在很多学校已经蜕化为“官效工资”。有权操纵利益分配的人将“班主任”作为起点的参照物，按自己“职务”大小往上“递增”，由此造成身处教学一线的教师干得多、拿得少。譬如，有的学校工作20年的一线教师的绩效工资，居然还不如20多岁的团委书记。
而随着利益的天平向着行政官员大大倾斜，势必使得一线教师产生两种想法，要么想方设法跻身于权力阶层，要么产生怠惰心理。相对于行政官员所得的利益，一线教师在教学或科研上即使有点奖励，仍还是“干多干少一个样”，谁还会专心致志投入教学和学术研究呢？由此可见，高校“去行政化”已成为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
早在去年，山东大学对校学术委员会、学部学术委员会委员进行了调整，并聘任产生了新一届学术道德委员会委员。引人注目的是，在所公布的名单中，没有该校校长徐显明的名字。此次公布的新一届学术委员会委员有23人，主任由中科院院士、山大物理与微电子学院王克明教授担任。其他委员均由院士、终身教授、一级教授及各学科带头人担任。对于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徐显明觉得很自然。他说，校长退出校学术委员会只是在高校去行政化的路上走出了第一步。
不可否认，在目前国内教育领域内，行政的权力依然远远高于学术权力，行政的力量依然在教育界起着决定性的主导作用。而“官本位”存在于国内教育界由来已久，长时间地影响着国内教育界的价值取向与利益分配。现在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教育改革“去行政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去行政化”涉及诸多既得利益的调整，譬如，取消学校行政级别，就将影响上百名副部长级校长、上万名局级校领导、几十万名处级、科级干部。这在“官本位”观念浓厚的中国，其艰巨性、复杂性可想而知。
虽说，高校“去行政化”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它却能起到牵一发而动全局的功效。今天的中国教育改革，已经是一种系统性的改革，需要整体推进。但越是系统性的改革，越必须在关键点上寻求突破，“去行政化”正是破题的关键，未来10年，人们期待着教育均衡发展，希望看到教育改革整体推进，更希望看到教育改革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让大家共享教育改革的成果。为此，高校“去行政化”已是势在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