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天是西方的母亲节，虽然是个“洋节”，但是作为一个感念母爱的纪念日，近年来，它在中国也变的越来越热闹。每年的这个时候，无论是商家摆出的康乃馨还是亲友发来的祝福短信，都在挑动着这个社会“孝”的神经，提醒着人们要懂得面对“生与养”的感恩与珍惜。
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人们观察社会的视角也变得越来越大。人们关注正备战高考的学子，关注在城市打拼的80后，关注要背井离乡的农民工……然而，人们的目光却忽视了他们，他们是80后、90后的父母，他们是外出打工子女的双亲，其实，他们就是现在或着未来的我们自己。
从孩子到爸爸妈妈，再到爷爷奶奶，人在家庭中的称谓在时光轮转中依次变换。但是，在人生的每个阶段，我们都能体会着“为人父母”的幸福与艰辛。
在又一个母亲节来临之际，一个国际组织日前发布了2012年度“全球母亲境遇指数”排名，中国在80个发展中国家中仅位列第14位。消息一出，一个题为“中国妈妈不好做”的讨论顿时在网络上兴起。
面对生育压力，面对子女教育，面对社会竞争，在这个社会保障机制还不够完善的时代中，中国母亲和他的孩子们正在实际支付着社会转型的成本。在今天这个属于“母亲”的节日里，在“祝福妈妈”的时候，更应该反思社会能够为她们做些什么……。
“母亲节”来临之际，本网推出组稿，关注与母亲有关的中国式分娩、中国式家庭教育及中国式养老——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虽已过数千年，《诗经》唱辞中的拳拳挚情仍不违时。形生之始为胎，胎出之日便是你我生身之时。今年的母亲节再度来临，儿女苦苦思索如何感谢母恩时，有几人还记得一朝分娩的彻骨之痛？中国剖宫产率30年飙升9倍，时移世易，或许明日更多的是母亲轻抚腹底刀疤感喟生养艰辛。
中国剖宫产率30年飙升9倍 社会认知存盲区
1985年，世界卫生组织对于剖宫产比率设置了一条警戒线：低于15%。据了解，2007年到2008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范围进行了调查：在拉美、非洲、亚洲总共选了25个国家作为样本；在中国，取样北京、浙江、云南三省21家医院，结果显示，中国总剖宫产率为46.5%，最高的是一家民营医院达68%，是世卫组织推荐上限的3倍以上，这一比率远超世卫组织警戒线。
在中国，剖宫产率从80年代中期开始迅速上升。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剖宫产率仅为5%左右，现在中国总剖宫产率为46.5%，采用剖宫产分娩的产妇30年增加了9倍。
这一趋势的形成有其客观的时代背景。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副会长、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庞汝彦认为，其一，出自于当前麻醉、输血等与剖宫产相关手术技术的改善；其二，计划生育政策效用下，独身子女增多，产妇父母对医护人员承担的责任期望值增高，希望提高子女孕产安全性。
但这也暴露出当前社会对剖宫产危害性等方面的认知盲区。公众甚至包括卫生人员缺乏对剖宫产危害性的认识，先进助产技术宣传不到位，医生对助产技术生疏、不敢贸然向孕产妇推荐，以及医院或卫生部门对此类手术不加管束或管束不力等，导致产妇动辄主动选择剖宫产。
庞汝彦提到，“剖宫产妈妈的死亡率，按人群说，要比自然分娩产妇的死亡率高。麻醉意外要多、羊水栓塞要多、术后感染要多，其危险性要比顺产妈妈高得多。但公众存在错误认识，以为剖宫产就安全了，这体现出当前对剖宫产相关知识的教育普及度不够。”
另据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院长程蔚蔚介绍，与自然分娩相比，剖宫产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要比自然分娩高2-5倍。降低不必要的剖宫产，可降低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同时自然分娩产后出血量少、对产妇本人损伤少，产后恢复快。
中国剖宫产率畸高 受社会因素干扰严重
舆论指出，中国剖宫产率畸高因受社会因素干扰严重，剖宫产甚至已成为受社会因素干扰最多的一项手术。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妇产科教授田扬顺说，“很多剖宫产手术实际上没有任何指征，完全是产妇、家属或其他社会因素作用的结果。”
常见作用于分娩方式的社会因素，首当其冲是产妇对顺产时难以避免的强烈疼痛感的恐惧心理。35岁的冯女士属高龄产妇，去年年底顺产生下6斤重女儿，“原本就打算自己生，但阵痛规律起来后实在受不了，和医生商量看能不能改成剖腹产，医生说我形势不错，没必要白受几个小时罪后再挨一刀”。
而作为“85后”的张苗则在与长辈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选择了剖宫产手术。“老人觉得顺产对孩子更好，刚怀孕时我也是这么想，可随着孕期增加胎儿变大，对生产的恐惧感就越来越强，怕疼，更怕疼起来没完。”至于长辈最终妥协的理由，张苗告诉记者，“其实，还因为医生跟我爸妈说我骨盆有些窄，可能不好顺产。”而这样的话在她表姐分娩时也曾被提醒过。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很多产妇选择剖宫产的理由则是想为孩子选个好生辰，例如适逢千禧年、新年首日、二月二龙抬头、新学期开学之前等具有特殊涵义的时间节点。
医院逐利往往也被归类于干扰中国剖宫产率的社会因素之一。首先，剖宫产较之顺产快捷便利得多，正常情况下，整个手术过程不超过1个小时，而不似自然分娩那“短则数小时、长则数日数夜的痛苦悱恻”。这样，既节省了医护人员在患者身上耗用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同时也有利于医院提升服务分娩患者的频度。
而这一点正应和了世卫组织的调查推测，“泛滥的剖宫产”部分源于医院意图牟取更多利润。剖宫产涉及很多名目的收费项目，产科可能不赚钱，但涉及检查、麻醉、手术耗材、住院等服务的科室可以赚钱，较之自然分娩中的“干等”更好设立名目收费。当前，医生奖金与科室收入挂钩，科室收入增加，医生的奖金也相应增加，这也是剖宫产率飙升的重要原因之一。
剖宫产率飙升暗藏专业队伍收缩隐患
专家认为，中国剖宫产率飙升甚至暗藏产科专业队伍收缩隐患。当前医患关系紧张，产科医师与孕产妇之间存信任危机，医患纠纷日渐增多。北京市妇产医院医务处副处长于亚滨曾发表观点：因医疗风险太大，产科医生队伍渐趋不稳定。
庞汝彦指出，因职称、待遇等方面差强人意，中国助产士队伍也在收缩，“助产士人才紧缺，但没有助产士职称系列，工资待遇又低，却承担很高的风险。这样下去，越来越没人愿意做助产士，学的人就越来越少，技术也就越来越萎缩、退化，形成恶性循环。”
剖宫产无疑被认为是更安全稳妥的方式，以降低孕产医患纠纷发生的可能性，但这也导致中国社会陷入“更多产妇投身剖宫产浪潮”的恶性循环中。产科专业队伍收缩隐患的另一表现形式逐渐显露：产科医生对剖宫产手术愈加熟练，而对自然分娩的助产技术则愈加生疏。
庞汝彦曾表示，中国需要一个促进自然分娩的社会环境和理念，推广适合中国国情的促进自然分娩的助产适宜技术，普及规范的健康教育内容和方法，为降低不必要的剖宫产提供直接技术支持，通过多方面努力，把畸高的剖宫产率降下来。
受卫生部委托，中国妇幼保健协会2010年起开展为期五年的“促进自然分娩，保障母婴安康”项目，从国家层面进行干预，为畸高的剖宫产率降温。“项目实施两年，政府部门已做很多改善，最近这一年剖宫产率下降还是比较明显的”，庞汝彦称。
要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庞汝彦认为，必须还要解决几个问题。首先，要加强剖宫产知识和危害性的健康教育，包括对公众和医护人员的教育培训；其次，从队伍培训考虑，当务之急是要做好助产士的培训工作以普及助产适宜技术；再者，就是要改善助产士的收入分配政策和待遇，同时，医院和卫生部门要重新调配改善产科人员配置，增加产科医护人员，以提升产科服务质量。
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党委书记饶克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指出，医院是实现公益性的载体，公立医院筹资渠道多样化、筹资方式碎片化，未能形成有机整体，最后只能是百姓兜底。因此，调整政府多个部门的利益关系，明确公立医院的举办主体，形成可持续的筹资体制，成为回归公益的关键。此外，还要加快支付方式改革及组织变革，建立规范的监管体系，最终使医院以公益性为导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