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日，为纪念“五四运动”92周年，在河北石家庄外国语学校近2000名学生齐声高唱红歌，由河北团省委组织各地统一开展的“千万燕赵青少年齐声唱红歌活动”全面启动。图为现场中学生们嘹亮的歌声此起彼伏、高亢有力。中新社发 翟羽佳 摄
5月31日晚，“唱响中国—群众最喜爱的新创作歌曲征集评选活动颁奖音乐会”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走向复兴》、《国家》等10首歌曲入围。不同于流行歌曲的爱情时尚元素，这些民歌因被赋予昂扬的主题并与时代、社会紧密呼应，被称为“红歌”。
“红歌”记录了中国共产党的峥嵘岁月。从江西小调改来的《十送红军》描述了红军的战略转移；从陕北信天游改来的《东方红》记录了中共从延安挺进北京；改编自毛泽东诗词的《长征》组歌再现了中共最艰难的那一年；《南泥湾》则唱响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如今民间热衷唱“红歌”，与其说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教化，不如说是对一个时代特定表达的追忆。早晨公园里自发的大合唱，KTV里年轻人的引吭高歌，电视综艺节目中的各种“红歌会”，都说明“红歌”对中国民众精神生活的影响之深。
在中国，人们评鉴一位歌手特别是民族唱法歌手有没有站到“一线”，有没有一首“主旋律”代表作是一条不成文的衡量标准。比如，彭丽媛的《我们是黄河泰山》，董文华的《春天的故事》，张也的《走进新时代》，宋祖英的《爱我中华》等。
著名声乐教育家金铁霖说，“红歌”是中国的特色，很多优秀的歌手通过“红歌”演唱出名，也有很多中老年人对“红歌”的感情很深。在江西电视台“红歌会”做评委时，金铁霖发现在总决赛的现场，只要一报出歌名，观众基本都会全体大合唱。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台湾的流行音乐组合“小虎队”风行大陆，曾与中国唱片总公司发行的一张毛泽东颂歌专辑《红太阳》正面打擂。最终《红太阳》以近800万盒带的销量，让人们看到了经典“红歌”在大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心中的生命力。
也是从《红太阳》开始，流行歌手唱“红歌”成为一种风潮。曾以“西北风”红极一时的杭天琪用新唱法委婉演绎《十送红军》，1998香港回归一周年庆祝晚会上香港艺人黎明、吴倩莲柔情对唱的《南泥湾》，都曾经风靡一时。虽然争议不断，但流行歌手唱“红歌”越来越多却是事实。
于是，孙楠的代表作里增加了《红旗飘飘》，成龙的代表作里有了《国家》。成龙和刘媛媛为新中国60周年唱《国家》，为中共90周年唱《民生》，用推广流行音乐的路子推“红歌”，成为一种普及新“红歌”的途径。
今年5月，著名歌唱家宋祖英在台北“小巨蛋”的个唱之红火，让向来输出流行音乐的宝岛为之惊讶。这不仅因为宋祖英的军旅艺术家身份，还因为她的代表作大多是大陆特有的“红歌”。这些“红歌”在海峡对岸，甚至是全球华人区都产生了影响。
在人们思维越来越活跃的今天，对“红歌”也有了理性态度。虽然有对于“红歌”中个人崇拜的反思，但人们在学会以宽容的态度看待属于一个时代的特定表达，毕竟歌曲的艺术魅力才是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