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和中国社会学会社会政策研究专业委员会举行了主题为“老龄时代的新思维：挑战、机遇与战略”的社会政策国际论坛。
吴玉韶在致辞时表示，应对老龄化要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家庭和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当前既要强调政府在建立制度、完善体系、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应当承担的责任，又要警惕政府责任放大。
吴玉韶称，中国是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现在我国老龄人口总量世界第一，老龄化发展速度世界第一，应对老龄化的特殊性也是独一无二的。他表示，由于人口结构变化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应对人口老龄化不能靠应急，不能靠摸着石头过河，必须总体规划，超前设计，战略应对。
吴玉韶说，必须积极调整社会政策，强化家庭养老功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可能比多增加多少养老投资，多建养老机构更有积极的意义。
■ 对话
“不能把所有问题说成政府责任”
“以房养老”操作难度较大
新京报：你在致辞时提出，要警惕过度福利化的问题，这具体指什么？
吴玉韶：所谓过度福利化，就是一说到养老，就说“这是政府的责任”。这话也对也不对。“对”是指养老问题上，政府要承担一定责任，但不能承担全部责任。
现在媒体和社会的舆论给老年人一种误导，就是养老的很多责任推给政府。养老问题上政府的责任包括提供养老金，构建养老服务体系，但具体的养老服务不能说是政府责任。比如老人空巢了孤独了，找政府也是没有办法。
新京报：现在有些地方也在提出以房养老，这会不会形成一个全国性的政策？
吴玉韶：现在鼓励和探索“以房养老”。但实际操作起来难度比较大，因为既有政策限制，也有中国老年人观念问题，以房养老要成为全国性政策还是比较难的。
公共设施应体现“适老性”
新京报：现在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大多没考虑老龄化因素，都有哪些问题？
吴玉韶：过街天桥，地下通道设施，导致老年人上街都很难；公共汽车公交站牌太高，小高层没有电梯，这都是不行的。设计时没考虑这个问题，进行适老性改造时得花多少钱？其中的标准制定肯定是政府的责任，现在就是要把公共设施的适老性体现出来。
新京报：最近有关失独家庭的问题比较受关注。这个问题上有怎样制度安排？
吴玉韶：这跟计划生育政策联系太紧，要问计生委。老龄委关注的是整个老龄群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