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谈起“奥数”，国内当今数学界的泰斗级人物吴文俊院士就急了。
他在沙发上挺直了腰，瞪大眼睛，伸出手掌指指点点：“是害人的，害数学！”
“什么奥林匹克？没这回事！”
这位获得过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老数学家摆摆手：“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不值得讲——胡闹了，走上邪路了，非但起不到正面作用，反而起到反面作用。”
这是93岁的吴文俊少有的严肃的一面。在数学界他以“老顽童”著称。他已许久没有公开露面。对于“具体的知识”，他形容自己已经知之甚少。
接受采访时，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声称，自己如今“主要是在看小说”，“各式各样的小说、好看的小说”。
他评价“日本的侦探小说有意思”。在他看来，日本侦探小说反映深刻的社会背景，不像英国的福尔摩斯探案系列那样，用一些奇奇怪怪的故事来吸引人。
至于数学上，他认为自己“还可以有所作为”——“我想我还可以做一点事情。能够做到多少就不敢说了。”
喜欢读历史、看小说，这是吴文俊少年时代就有的爱好。包括他在内，众多数学大家屡屡告诫晚辈要涉猎广泛。
可事与愿违。一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他连续几年参加高校招生，面试中学生中的佼佼者，不少人出自中学“竞赛班”。他问这些学生业余看些什么书，他们不约而同地回答，“竞赛参考书”。
“几乎所有人都这么说！如果一两个人这么说也就算了。这个就很严重了。竞赛成了唯一重要的东西了！”这位数学家忧虑地说。
面向中学生的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始于1959年。直到1985年，中国才第一次派学生参赛。然而自此以后，“奥数”在中国的发展超出了数学家们的想象。
数学家杨乐院士说，奥数本是面向一部分对数学有兴趣的中学生，但现在对数学缺乏兴趣的同学也纷纷加入，有些同学因为负担太重，可能产生逆反心理。
因为升学“有用”，孩子们被送到了各类奥数培训班。
80岁的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航天专家王永志院士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他邀请过约40名学生、家长和教师与自己见面。有孩子对他形容，“受不了了”。也有家长告诉他：“孩子累得都想自杀！”
去年12月，王永志与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青少年科技活动站一起，开展了面向北京市丰台区9所中小学2200多名师生和家长的无记名问卷调查。
调查发现，63%的孩子正在参加奥数、英语、作文等各种辅导班、补习班，每人平均参加四五个，多则9个。在一个只有4万多人的街道办事处辖区内，分布着50多家培训机构。一所小学的121名毕业生中，留在本片区中学的仅有20人，101人舍近求远上了其他学校。随着年级增长，戴眼镜的学生人数“直线上升”。
王永志认为，奥数等比赛成绩已经成为名校选拔学生的重要标准，形成了体系外的“小升初”选拔机制。教育资源不平衡的状况虽然无法在短期内改变，但教育主管部门应当严格执行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标准，严禁升学考试考题超纲。他建议实行问责制，考题超纲的，主管领导问责；擅自将各种考级和竞赛成绩作为招生条件的，校长问责。
这位著名科学家不赞成“一刀切”取缔奥数等项目。他说，人们的需求千差万别，有人认为学业负担过重，也有人学有余力，辅导班仍有市场。但是教育部门必须釜底抽薪，奥数等竞赛成绩不能与升学挂钩。
小学生提问数学家：奥数有用吗？
这与深圳市的中学数学教师刘伟的主张不谋而合。
刘伟认为，当务之急是取消奥数获奖免试升学制度。对那些少数有数学兴趣和天赋的学生，可以在自愿的原则下，鼓励他们参加课外兴趣小组，适当做一些奥数题，参加少量的数学竞赛，但不可搞加班加点的强化训练，“让奥数回归业余兴趣的正常状态”。
刘伟公开批评过，奥数是个“公害”。
在他曾经任教的一所重点中学，每年录取新生时，都要偷偷地调查全市小学毕业生中有多少奥数获奖者。作为数学老师，刘伟曾被学校派去一个奥数赛场，像“地下工作者”一样，偷偷把获奖名单用相机拍下来，然后私下和每个获奖者联系，动员他们来本校上学，并给他们许多承诺。
这些承诺包括让奥数尖子生进重点班、配备奥数“教练”、免除学费以及物质上的奖励等。刘伟说，全市几所重点中学都用这种办法争夺好学生。有些重点大学就在全国奥数冬令营现场承诺免试录取获奖者。
但刘伟指出，奥数获奖只给这些学生起了升学敲门砖的作用，升入大学之后，这块“砖”往往就被扔掉。奥数没能让他们喜欢上数学。许多奥数学生不上体育、音乐、美术等课，长期做偏题怪题，参加大量的奥数训练和考试，“纯真的好奇心的火花渐渐地熄灭了”。
在有些人身上，“奥数最终只起到让学生讨厌数学的作用”。
“我不是说，奥数人人都不要搞，但是如果时间可以倒流的话，我是坚决不学这玩意的。”北京大学数学学院硕士研究生张海伦说。
张海伦加入庞大的“奥数”培训班，是因为小学时数学成绩较好，被学校挑中。到了高中，高考压力大，他希望“走一条捷径”，而数学竞赛优胜者可以保送大学。
他最终获得全国数学联赛二等奖，没有取得保送资格，但仍考入了北京大学。他选了数学专业，不是出于对数学的兴趣，而是因为：“我高中以前的教育从未让我有所选择，到了有所选择的时候，我反而不知道选什么好了。”
张海伦如今意识到，“搞奥数”决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一个后果是，自己与同学的距离被拉远了，小学时“基本没有什么玩伴”。
“现在我才渐渐地明白，学奥数的那些时间我如果用来干别的，情况会有多么的不一样。”他说。
数学家林群院士认为，望子成龙的家长为了孩子的升学，让孩子接受各种训练，“很可怜”。“什么时候中国的家长能够清醒过来”，放开孩子，不去参加训练班，让他们按照兴趣自然发展，才会前途无量。
“奥数跟高考得了同一种病，而且病得不轻。病就病在：整个社会只知道分数，不知道生活的乐趣。”一位网民尖刻地说。
另一位网民则形容，奥数就像“地沟油”，吃着不放心，想着恶心，但是因为有利可图，还是有很多人争着吃。
在一场个人报告会上，杨乐院士遇到了一个尖锐的提问。台下一名小学生问他：“奥数真的有用吗？”
小学生告诉杨乐，自己和同学们要上很多培训班，因为要想升入好的中学，就要有很好的奥数竞赛成绩。
这位数学家回答小学生，即使在国际竞赛拿到了好成绩，也没有什么好骄傲的。奥数培训班是进行突击训练，对成为数学家起不到作用。就像跑马拉松，前几百米冲在最前面的，往往不能笑到最后。
数学大师丘成桐曾指出，奥数不少题目很刁钻，作为爱好偶一为之是可以的。“如果作为主业精心揣摩，甚至为了应付升学，则是很荒谬的事。”
丘成桐以学医打比方：奥数就像疑难杂症，如果不扎实打好基础，只攻疑难杂症，到最后可能连普通的感冒都不会治。能算合格的医生吗？
中国拿了最多的“奥数金牌”，却没有“数学金牌”
国内数学家们近几年思考的另一个问题是，国外的“奥数金牌”得主中，已经产生了“数学金牌”得主——40岁以下数学家最高奖菲尔兹奖的获奖人中，已有多位奥数金牌选手。
甚至，国际数学联盟的领导人中，也已出现了当年的奥数选手。
生于澳大利亚的华裔数学家陶哲轩在10岁、11岁、12岁参加过三次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银牌、铜牌各获一枚，最好成绩是所有选手中的第23名。31岁时，他获得菲尔兹奖。如今，他也只有37岁。
40岁的越南数学家吴宝珠曾是1988年、1989年连续两届奥赛金牌得主。
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官方网站显示，因为破解庞加莱猜想并且拒绝领取菲尔兹奖和百万美元奖金而声名远播的俄罗斯数学家格里高利·佩雷尔曼，是1982年奥赛第一名。
奥数选手成为数学家的案例，刺激了中国同行。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中科院院士对记者指出，中国“奥数金牌”得了最多，“数学金牌”还没得到，“这跟教育肯定有关”！
从奥数金牌来看，中国已经是个强国。截至2012年，中国参加了2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其中17次总分排名第一、6次排名第二。
而有史以来参赛的158名中国学生，总计获得了124块金牌、26块银牌、6块铜牌。
中国数学会原理事长马志明院士对中国青年报记者指出，与国外相比，我国包括奥数在内的各种各样的竞赛，“功利色彩太重”。
他说，吴宝珠、陶哲轩等人获得奥数金牌，是出于对数学的兴趣。我国的奥数训练是机械化的，教给学生怎么解题，反倒把学生的创新思维给磨灭了。
对于奥数获奖者可保送的优待，他表示强烈反对。
“本来应该是天才的，考查学生真正的智商，但是我们把什么事情都功利化了。”马志明说。
近些年来，对于奥数的“围剿”一直没有停止过。
教育部宣布，从2011年秋季进入高一的学生，参加全国中学生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获得全国决赛一、二、三等奖，不再具备高校招生保送资格。
今年9月3日，北京著名的奥数培训机构仁华学校发布了注销公告。这所学校的奥数教材是培训市场上的“名牌”。
这是在北京市最近宣布叫停与升学挂钩的奥数竞赛培训之后，关张的奥数培训机构之一。在这次整顿中，北京30所示范中学的负责人与北京市教委签订责任书，承诺不将奥数等各种竞赛成绩、奖励、证书作为入学依据，不举办以选拔生源为目的的任何形式奥数竞赛培训班。
北京市还明确要求，任何学校不得在日常教学过程和考试评价中涉及与奥赛相关的内容，严格把握义务教育阶段课程标准，不得超出中小学教学内容范围。
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王永晖认为，如何不让大纲以外的题目进入试卷，“绝对是一个技术活”。他认为，应当建立一个“教育标准与水平考试体系”，解决如何划定范围的问题，这要依靠数学家。
王永晖认为，中国数学学会在这方面应当负起责任。
在他看来，奥数热反映出的中国公众的教育热情是极其宝贵的，数学家们应该研究如何将这种热情通过“良性的能量灌溉系统”，传导到孩子们身上。而中国数学学会“对于这些底层的教育能量流，是处于无作为的状态”。
“中国数学家们其实已经集体退出了奥数培训。”王永晖注意到，除了国家最高级别的奥数比赛和冬令营培训，还没有哪位知名数学家掺和过社会上的奥数培训。商业机构只能聘请一些数学专业的学生。
王永晖并不反对奥数。他说，现在很多人批驳奥数，不是因为奥数本身不对，而是家长们不管自己孩子合适不合适，一定要孩子加入。
他曾到奥数竞赛历史悠久的匈牙利交流。谈起奥数，当地数学界同行很惊讶中国有这么大的奥数培训市场。据他了解，匈牙利也有奥数培训，但不对学生收费，老师公益付出，政府提供补贴。
因此，王永晖建议我国“奥数培训公益化”。公益机制可以有效遏制全民奥数的风潮。如果让花钱参加商业培训的学生，总是在奥数比赛中比不过接受公益培训的学生，“自然就没那么邪火了”。
在“人人喊打”声中，这位数学教授反其道而行。他筹建了一个数学教育工作室，打算用自己的方式去教奥数，“将来肯定会教儿子奥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