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某些县级官员落马腐败的“深水区”，不断敲响着对“县官”们权力监督的警钟：
2004年，广西宁明县两任县委书记、三任县长系列腐败案曝光，县委县政府“一把手”接连上演“腐败接力赛”。
2005年，安徽省一共有18个县委书记因卖官受贿被查处。
2006年至今，河南省查处贪污受贿犯罪的县委书记 22名，其中 9名是在县委书记任上被查处，13名是从县委书记岗位上提拔或调整到其他工作岗位不到一年被查处。
2009年，河南封丘县县委书记李荫奎，先后收受贿赂多达1575次，创下全国县委书记受贿次数之最。
2009年，甘肃贫困县宕昌县县委书记王先民自任职至案发，在1200多天内共敛财接近1600万元，平均每天受贿万元以上，被网友讽刺为“日进斗金”的县委书记。
为什么县级官员腐败案禁而不止？中国之声特约观察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杨宏山昨晚接受《新闻纵横》专访时分析，庞大的管辖范围和独特的权力结构使县委书记一职，在承上启下权力的节点上容易变成一个“权力场”。
杨宏山：县一级政权和乡镇政权不一样，县一级党政机构是完完整整的一级政权，普通的一级县人口通常都在4、50万人，有的大的县人口上100多万人，换句话说我们有些县的规模实际上从人口和管理的规模来讲是相当的大，但是在县域范围之内我们相关的监督体制确实还存在一些问题，不能有效的发挥作用，而现实中确实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就是县委书记一人说了算，主要一些决策都是由一两个主要的人物进行直接的拍板，而且这方面如何强化对县级政权规范化运行的管理是当前迫在解决的难题。
那么，如何才能堵住县级官员腐败滋生的源头，中央党校教授辛鸣昨晚接受《新闻纵横》专访时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辛鸣：第一条当然还是在制度上让制度的更加严密、有效和有针对性，总结这些年来我们县委书记在哪些环节容易出问题，在哪些事情上容易出问题，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出问题，针对这些情况我们有针对性的进行一些规章的补充和修订，做到制度监管的有的放矢，但是最根本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比制度更加重要，就是加强我们干部的党性的教育。截至目前，县级官员权利公开透明已经在四川、湖南、江西等省份开始试点。昨晚，江西省委组织部宣传处处长褚兢接受《新闻纵横》值班编辑刁莹专访，介绍了目前江西在规范县委官员权力管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值得推广的经验：
记者：在江西对县委书记的监管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褚兢：“县委书记直接面对老百姓，直接面对基层，数量也比较大，的出问题的县委书记在这些年也有相当一批了，现在干部制度改革了很多方面也是限制县委书记权力无限的扩张，主要就是削减县委书记的权力。”
记者：江西现在有哪些举措是用来削减县委书记的权力呢？
褚兢：“县委书记要舍得把这个权力放到基层去，大家投票选举，干部任用一律进行常委的票决，你县委书记也就是一票，跟其他常委同等的权利，程序复杂了很多，县委书记基本上就不可能一个人说了算。”
记者：在这种试点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哪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
褚兢：“现在一个是操作程序怎么样能够简化，因为在这个试点过程中各个县操作不一样，搞的很复杂，组织部门现在忙的要死就是因为程序太多了，再一个就是怎么样统一规范的问题，各地不一样，要进一步规范，操作要简单化。
记者：网友之前可能讨论的热热烈烈的就是万载县委书记我们不拆迁知识分子吃啥的话？那像这样的县委书记是不是也有监管的考虑呢？
褚兢：“这个万载县委书记说他没有说这个话，现在不管他说了没说，在网上已经是成为了既成事实了，就是说一个领导，县委书记不光要有工作责任心，平时你考虑问题的角度你确实一定要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你平时要站在老百姓的立场多考虑问题，恐怕有些话就不会那样脱口而出了。
那么如何规范县委书记的权力，让权力真正为民所用，中国之声特约观察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杨宏山表示，强化以下三点，才能使县级政府更公开透明、规范地运行：
杨宏山：第一，重要的决策公开，因为如果没有信息公开和信息透明这样一个保障的话，其他的监督都是无从谈起的，所以重大决策、事项能不能事先进行公开，以及重大的人事任命能不能在正式决定之前向社会征求意见。
第二就是决策的社会的公众参与，如果说把老百姓的意见必须纳入到决策中作为相应的决策程序得到保障的话，老百姓的意见更多在决策上能体现出来，我们现有的决策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扭转今天这种的现状。
第三个方面是加强对权力有效的监督，因为在现在所关注的问题往往是个案性质的东西，不可能普遍将县域运作的大量事情都纳入到媒体的监督之中，所以我们看到县域出现的很多问题不得不依靠那样一种非正规渠道在表达公众的意见，也就是互联网。我们看到县域的大量雷人雷语基本上都是从互联网反应出来的，从这一个意义上来讲如何在县域范围之内强化对权力的监督体制，今天应该说这还是一个没有破解的难题，有待于我们在未来的县域的治理的结构的调整中要真正的强化对权力实实在在的监督。
（责任编辑：王炬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