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它地处我国西南腹地，位于云贵高原东部，不沿边不沿海，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由于受到历史、地理、自然环境、经济发展、人文因素等影响，贵州省贫困人口多，贫困覆盖面广，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
加之，贵州地处西南边陲，位于“金三角”向国内输送毒品的主要通道上，长期以来一直是遭受毒品侵害最严重的省份之一，故而吸贩毒群体庞大，毒品流入多头渗透，外出务工人员吸贩毒问题突出，毒情形势严峻复杂，由毒品问题引发的社会治安与深度贫困问题尤为严重。
贫困问题与毒品问题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交织，必然导致顽固而深重的“毒贫”问题，可谓脱贫攻坚道路上的“坚中之坚”。那么，贵州省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是怎样迎难而上攻坚克难去破解“毒贫”顽症的呢？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近期深入走访了贵州省五个市州十数个县市区中毒情严重、深度贫困的乡镇与村组。
本报记者采访贵州省公安厅禁毒总队禁毒工作指导处处长周胜（右一）、驻村扶贫的纳雍县委书记彭华昌（中）。
贵州省西北部的毕节市，位于乌蒙山区——就是毛泽东诗中“乌蒙磅礴走泥丸”的那个乌蒙山。该市属于贵州省深度贫困市。据统计，2015年底全市贫困人口115.45万人，贫困发生率高达16.48%；到2018年底贫困人口大幅下降到44.41万人，贫困发生率为5.45%，与2015年相比，贫困率下降了11.03%。但该市处于“金三角”毒品向我国渗透的特殊地理位置，吸毒群体庞大，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有6.4万余人，因毒致贫人口5195人。该市的纳雍县总人口108万人，平均每年到外省打工者就有20余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5，外流贩毒问题较为严重，先后被国家禁毒委列为挂牌整治、重点关注地区，目前仍是全国外流贩毒突出的县市区之一。截至8月8日，该县网上登记吸毒人员5935人，涉毒贫困人口783人，脱毒脱贫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莫问黔中路，令人到欲迷。”记者曲里拐弯顺着山路来到纳雍县唯一的外流贩毒市级重点关注乡镇玉龙坝镇，走访了两户因毒致贫家庭。
一户是箐脚村的安某老人家。老人今年66岁，两个儿子都是在10年前外出打工时染毒。大儿子今年28岁，当年因吸毒被强制隔离戒毒，其间媳妇丢下一儿一女（小女儿生下来仅两个月）跑了，把孩子留给爷爷一个人拉扯，如今孙子11岁上小学四年级，孙女10岁上小学三年级。老人的二儿子也因为吸毒在社区戒毒。当时全家陷入极度贫困。好在，大儿子戒毒之后再未复吸，已到浙江去打工。二儿子今年26岁，未婚，亦已戒断毒瘾，现在家乡打零工，也准备到外省去打工。老人说，这几年多亏镇里和村里帮助，去年喂了十多头猪，一共卖了两万一千多元。今年又在镇里和村里的帮助下，养了两头黄牛、两只羊、16头猪，仅两头牛就能卖到两万多元。老人说着很是欣慰。
记者一行深入安大爷家采访。
另一户是新山村的胡某老人家。今年80岁的胡大妈一见到记者，就说自己的丈夫曾是解放军某部排长，可惜早早去世。看得出，丈夫是她一生的骄傲。说到儿子们就摇头了。大儿子走得早，大媳妇带着三个孩子改嫁了。二儿子李某全今年46岁，因为吸毒媳妇离他而去，两个儿子病夭一个，另一个由改嫁的大嫂帮着抚养，自己现在仍在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三儿子李某德今年41岁，未婚，5月份刚从强制隔离戒毒所出来。他的身体因吸毒严重损害，基本垮了，动不动就吐血，已不能劳动。看着胡大妈这一家，自然会想到“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的悲凉诗句。由于她家的两个儿子吸毒，邻居不让他们从人家院子里修的水泥道通过，怕带坏人家的孩子。现在镇政府投入3.9万余元，帮着她家修建一所新房。二儿子家的旧房子，镇政府也将帮助修葺一新，等待他成功戒毒回来安居乐业。
记者一行深入胡大妈家采访。
离开这两户人家，玉龙坝镇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陈艺驰告诉记者，第一户安大爷家现在是脱毒又脱贫，2018年已经摘掉贫困户的帽子；第二户胡大妈家是半脱毒未脱贫，一个儿子已经脱毒，另一个儿子还在戒毒，现在家里没有劳动力，胡大妈年迈又有病，所以只能由民政低保兜底。如今镇政府帮助胡大妈家建新房、修旧房，她那个戒毒的二儿子是有劳动能力的，将来成功戒毒回来，就有脱贫的希望。陈艺驰说，这两户人家脱贫与否的关键是能否脱毒，主要在于是否彻底成功戒断不再复吸；一旦复吸，立马就会返贫。
现实就是这么严峻。这不禁让记者想起几天前刚到贵州时，省禁毒办专职副主任杜伟说的一句话的分量：我们的工作理念是：“治贫先治毒，扶贫先扫毒！”
纳雍县水东镇以则孔村，辖6个村民组，275户904人，常年外出务工人数293人，劳动力365人。精准贫困户118户523人，已脱贫108户499人。留守儿童21户46人，其中困境儿童3户7人。
十多年前，以则孔村因涉毒严重，被媒体报道为“羊角山下寡妇村”而“声名远播”。早在2002年，该村被打击处理的涉毒人员共42人（贩毒37人，吸毒6人，1人既吸又贩）。其中5人被判处死刑，1人狱中生病死亡，1人被判死缓，3人被判无期徒刑，19人被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6人被判十年以下有期徒刑，1人被刑拘，6人被强制隔离戒毒。以则孔村的涉毒人员因毒祸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留下24位老人、22名妇女、49名孤苦无依的孩子……
怎么办？
这么办！
贵州省公安厅禁毒总队总队长吴泉安向记者介绍，针对当时严峻的现实，省禁毒办、公安厅禁毒总队与地方党委和政府共同研究决定，从根上解决“因贫致毒、因毒致贫”的恶性循环问题，制定出几条措施：
一是加大对外流贩毒的打击力度，同时做好毒品预防教育，为中小学生开设禁毒法制课，从娃娃抓起，使他们从身边血的教训中认识到毒品的危害和罪恶，以阻断“代际传递”。此外，定期召开涉毒人员家庭座谈会，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宣传教育会、行前教育会，形成长效宣传教育机制。
二是强化组织领导，配齐配强村支“两委”班子，建立健全涉毒人员帮教组织，落实禁毒工作“七包”责任制——镇包村、村包组、组包农户、农户包家庭、家庭包成员、单位包职工、老师包学生，层层落实包保责任，向农户发放外出务工人员告诫书，制定禁毒村规民约和禁毒公约，形成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
三是对涉毒犯罪出狱回归人员，本着“不推一把拉一把，不帮一时帮一世”“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的“枫桥经验”原则，不仅对他们不歧视、不排斥，还要进行思想帮扶、产业扶持，形成一套脱毒致富的帮扶机制。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王郅强教授，长期研究禁毒问题，他认为，首先，以则孔村的蝶变是从大乱到大治，具体有四个变化：从涉毒村变成无毒村，从贫穷村变成脱贫村，从人心分散到人心齐聚，从治理无序到和谐有序。其次是变化背后的逻辑，一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整合资源，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推动治理体系创新和治理能力提升；二是创新“禁毒+扶贫”模式，实现工作有效对接，禁毒为扶贫前提，扶贫推动禁毒成效持续；三是积极探索禁毒扶贫工作机制创新，尤其是对口帮扶、产业扶贫、教育扶贫，成效明显。最后一点，也是最为有效的做法：精准问题指向，禁毒扶贫有机结合，人财物资源整合，上下级政府双向互动，各部门间无缝隙协同。
实践证明，对以则孔村的治理方法是行之有效的。
在省禁毒办、公安厅禁毒总队和各级党委政府多年来持之以恒的大力帮扶下，以则孔村因地制宜，创建“禁毒+扶贫”新模式，实现了扫毒脱贫、脱毒致富。截至目前，各级财政累计对该村投入资金1205万元，新建教学楼841平方米，硬化公路17公里，民居改造80多户，建设文化广场1个，解决了140余户600多人的安全饮水问题，培育养殖大户8户。2015年，通过网上招商引资1200万元，建设10万羽规模的生态蛋鸡养殖项目，并投资200万元建设年存栏2000头生猪的养殖项目。两个项目建成后，辐射全村269户、带动120户精准扶贫户，实现人均增收600元以上。2018年，该村人均纯收入达3900元，52户精准扶贫户204人实现脱贫。其中，涉毒人员家庭建档立卡贫困户21户84人，已脱贫18户78人，未脱贫3户5人，其中已经脱毒未脱贫3户5人，已脱贫未脱毒1户1人，既未脱毒又未脱贫0户0人。
明代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讲过：“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而今，以则孔村已经从昨日的涉毒重灾区蜕变为“禁毒示范村”，并正在从原来的深度贫困村蝶化为“文明小康村”。
盘州市作为六盘水市的一个县级市，是贵州的西大门，毗邻云南，号称“黔滇锁钥”。盘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禁毒办主任许太平向记者介绍，创办盘州回归体验中心，是由于当时的盘州市强制隔离戒毒所遇到了“三大难题”——收不下，戒不断，管不住。收不下，是因为有一段时间送进来戒毒的人太多，床位不够用；戒不断，是因为出所后没有出路，复吸率太高；管不住，是因为戒毒人员没盼头，经常自伤自残，甚而千方百计逃跑。2012年4月，当时还叫盘县强制隔离戒毒所即发生过震惊全国的“4·22”事件，45名戒毒人员暴力逃离监管场所。
贵州省六盘水市召开禁毒扶贫调研座谈会。
盘州回归体验中心就是在这种“倒逼”下诞生的。2015年2月在全国首创的盘州回归体验中心，是一种介于强制隔离戒毒和社区戒毒康复机制之间的过渡带，它是一种集身心康复、技能培训、就业推荐、延伸照管、心灵关怀、提振信心为一体的“戒毒回归工程”，是一次重大的戒毒机制体制创新。
“学会好技能，脱毒又脱贫。”盘州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推行回归体验戒毒工作模式后，将所内脱毒与所外脱贫有机结合，在回归体验中心开设泥水匠、木匠、木雕、玉雕、油漆、绘画、电工、电焊、搪瓷、厨艺、养花、养殖、计算机等18项技能培训，让戒毒人员自己体验，自由选择，确保出所后能掌握一门技能，有效解决了吸毒人员“出口不畅、无业可就、复吸率高”的疑难问题。常言道，“家有良田万顷，不如薄技在身。”截至目前，盘州回归体验中心通过技能培训，共推送1600余名吸毒人员回归社会，其中586名实现自主就业。
贵州省是在全国率先推行禁毒扶贫工作的省份。早在2015年7月3日，在时任省委书记赵克志主持的省委中心组学习读书会上，省禁毒委作了《坚持治毒治贫，强化源头治理，积极破解因毒致贫突出问题》的专题报告，提出了坚持治毒治贫相结合的工作理念，得到了省委的高度肯定与大力支持。贵州省禁毒办、公安厅禁毒总队在具体的禁毒扶贫工作实践中，把深入推进禁毒人民战争与扶贫攻坚战略深度融合，创新性、灵活性地运用各类“政策工具”——“强制性政策工具”“自愿性政策工具”和“混合性政策工具”，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政治责任和民生工程，提出“治贫先治毒、扶贫先扫毒”的禁毒扶贫工作理念，从源头上找准涉毒贫困人员症结所在，精准施策，锐意攻坚，努力攻克因毒致贫难题的坚中之坚，明确提出绝不让一个涉毒贫困家庭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路上掉队。在具体施策过程中，通过充分运用“政策工具”，不断完善细化禁毒工作各项措施，最大限度帮助涉毒贫困人员同步脱贫，以脱毒保障脱贫成果，以脱贫巩固脱毒成效。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针对涉毒贫困人员“违法者”的属性，采用“强制性政策工具”，通过建立规章制度，规范行为准则，对其施以必要的惩戒和处罚；针对涉毒贫困人员“病人”的属性，采用“自愿性政策工具”，通过鼓励家庭、社区、企业及社会组织，对其给予关怀感化；针对涉毒贫困人员“受害者”的属性，采用“混合性政策工具”，通过正面引导及宣传，提供政策覆盖保障，对其进行引导和扶持。同时，要求各级禁毒部门充分发挥司法、民政、人社、农业等禁毒成员单位职能，使其各司其职，通力协作。司法、宣传部门定期对涉毒贫困人员及家属开展禁毒法律法规宣传教育活动；人社、农业等部门向符合条件的涉毒贫困家庭人员开展种植养殖技术培训；工会、团委、妇联等部门均结合自身工作对象，按照禁毒脱贫工作要求，开展涉毒贫困人员家庭关怀教育；民政部门对年老、年幼、多病、残疾等无劳动能力或丧失劳动能力的涉毒贫困人员或家属，采取政策兜底的方式确保实现脱贫；教育部门对涉毒贫困家庭学生考入大学且符合条件的学生，均给予教育扶贫项目扶持，等等。通过扶持产业发展、开展农业合作、技能培训、安置就业、政策兜底、最低生活保障等帮扶措施，实现涉毒贫困人员脱贫致富。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近年来，贵州省禁毒系统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以及禁毒成员单位，正是以广泛地推广“以则孔村帮扶模式”“盘州回归体验中心”之经验，灵活运用各种“政策工具”等“贵州式禁毒扶贫方法”为主要抓手，面对禁毒扶贫工作中遇到的各种新挑战新问题，不断开动脑筋，大胆创新，迎难而上，破解难题，构成了集“打、防、管、控、宣、帮、教”为一体的综合性禁毒扶贫大格局，以确保全省脱毒脱贫工作之效果最大化，从而形成了“党政统筹，部门合力；分级施策，分类治理；社会联动，专业攻坚；共建共治，脱毒脱贫”的贵州禁毒扶贫工作新模式。
政策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孙志刚在8月16日召开的重温学习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7月18日对毕节试验区的重要指示的省委常委会会议上要求，进一步警醒起来、紧张起来、行动起来，奋发有为、攻坚克难，把按时打赢的弦绷得紧而又紧、重点工作做得细而又细、难点抓得实而又实、力量聚得强而又强、信心干劲鼓得足而又足。这是贵州省委对扶贫攻坚工作作出的动员令和冲锋号。
这些天记者走访所见，贵州省禁毒系统和当地各级党委政府的许多干部也正是这么做的。他们是那样地精神饱满，忘我工作，他们浑身昂扬着“那么一股劲儿”！
“禁毒扶贫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无论对吸毒者、贩毒者、戒毒者，还是对广大干部和群众来说，都要经历这场思想革命！”这是声如洪钟的黔西县观音洞镇党委书记洪大新见了记者说的第一句话。你能从41岁的洪大新身上，感受到什么叫精神振奋、朝气蓬勃。
观音洞镇交通便利，村村通水泥路，也正是交通便利，使其成为毒品流经的重要通道，沦为深受毒品危害的重灾区。洪大新介绍，观音洞镇下辖20个行政村，243个村民小组，1158户共48471人。截至目前，全镇登记在册吸毒人员共有277人，因毒致贫家庭39户41人，占全镇总贫困人口的0.42%。尽管镇里也制定了“1+1+1帮1”模式（一名禁毒专干加一名帮扶干部加一名村干部，帮教帮扶一个家庭或一名吸毒人员），出台了一系列产业帮扶制度和具体措施，到明年实现绝对脱贫应该不成问题，同时也让外出打工人员与村委会签订外出务工人员禁毒协议、外流人员禁毒承诺书，但最关键还是要做人的思想工作，做好宣传工作至关重要。
洪大新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禁毒扶贫的所有问题，最后都要落实到乡镇、社区和村组，都要具体落实到每一个因毒致贫者头上。作为乡镇书记，就是落实上级“顶层设计”政策的“施工队长”。我们要做方方面面人的思想工作。乡镇和村组是熟人社会，谁吸毒，谁贩毒，大家都知道，所以群众对帮扶因毒致贫的家庭意见非常大，他们说，有钱吸毒，还要帮扶？你就得做群众的工作：这个呀，对走上邪路的人要拉一把，让他回归正常不好吗，否则还会影响到你家孩子；再说了，他们不吸毒的时候都是正常人，我们只有生活在正常人的社会里，才有安全感和获得感。最难做思想工作的，还是吸毒者和戒毒者，他们一般道德观念比较差，而且有些懒散，对生活前景也很悲观，沟通起来有一定难度。
记者追问，“有难度时怎么去进一步沟通？”
“那就吼他几句叫他开窍嘛！”洪大新高声说。
今年56岁的李某黔，上世纪90年代初大学毕业，在贵阳市经营一家酒店、两家娱乐场所，日子过得挺美气。但不久便染上毒瘾，妻子离开他和儿子。1998年因吸毒首次被公安机关查获并责令强制隔离戒毒，后来又两次被收所强制隔离戒毒，是个“三进宫”。最后一次离开戒毒所时，他的思想彻底转变了。他说：“毒品给社会、给家庭、给我本人造成的伤害太大了，我要救赎我自己！”
其时，正好贵阳市阳光启航中心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为他提供了一个工作机会。成为一名社会工作者，令他非常感动！就是这份工作，不仅使他摆脱了迷茫与失落，而且让他干出了名堂与价值：一是对接强制隔离戒毒所，定期到所内对预出所人员开展“同伴教育”，以自己的惨痛经历和成功戒毒经验，告诫失足者远离毒品并坚定戒毒信心；二是到贵阳市各个社区“现身说法”，告诫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三观，永远别吸第一口；三是为出所后无着落、无家可归的康复人员推荐就业，帮助他们劳动致富。他深知就业对成功戒毒的重要性，所以每天忙着联系美团外卖、饿了么外卖以及各种家政公司等，并建立了戒毒康复人员就业推荐平台。2018年以来，李某黔已经为20余名康复人员推荐就业，男性跑外卖，女性做家政，解决了涉毒贫困者就业难的问题。
天助自助者。作为“过来人”，身材消瘦的李某黔精神抖擞，干劲十足，整天忙着用自己的“反面教材”，矫正吸毒者，影响戒毒者，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回馈社会，感恩社会。
又高又壮的彝族汉子舒洪胜，今年51岁。他是在2012年盘县强制隔离戒毒所发生震惊全国的“4·22”事件时临危受命，调至盘县（现为盘州市）强制隔离戒毒所任所长、党支部书记。
他是禁毒扶贫工作队伍中的骨干主力。
“每到一个新的工作岗位，都能做出惊人的业绩。”这是领导和同事对舒洪胜的评价。经过多年的学习、实践、摸索，舒洪胜总结出一套“3个6戒毒监管模式”，即建立“6支戒毒专业队伍”（思想教育感化队伍、脱毒治疗训练队伍、康复矫正指导队伍、文化兴趣培养队伍、技能就业帮扶队伍、评估考核保障队伍），落实“6个戒毒阶段”（脱毒治疗、戒毒训练、综合康复、个性化培训、回归体验、安置帮扶），实施“6大戒毒理念”（思想戒毒、文化戒毒、环境戒毒、兴趣戒毒、技能戒毒、就业戒毒），利用这“6支队伍”把“6大戒毒理念”贯彻落实到“6个戒毒阶段”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合理又实用的戒毒康复工作流程“组合拳”。著名的“盘州戒毒回归工程”，也是在他手上建成实施的。
舒洪胜对记者说，对于戒毒者来说，转思想胜过管行为，我这个所长其实就是个“管心的人”。他带记者来到戒毒人员活动场所，8名戒毒人员主动唱起自编自写自谱曲的“所歌”《让青春重放光芒》，当唱到“我把亲人伤了又伤，我让他们悲痛绝望”“我要让青春重放光芒，我要让理想插上翅膀”，在现场那悲伤与昂扬的旋律感染下，唱者与听者无不潸然泪下……
通过做好“心的工作”，所里工作屡创佳绩。从2015年至今，盘州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共获得犯罪线索3537条，成功协助破获各种案件1864起，仅抓获网上逃犯就有15人。光是2018年，即协助破获特大贩毒案件1起、重大贩毒案件1起，缴获毒品海洛因1200余克、冰毒20余克，抓获贩毒人员11名。通过做好“心的工作”，“盘州戒毒监管模式”取得良好社会效益。据统计，盘州市吸毒人员复吸率从2016年的35.68%下降到2018年的9.13%，犯罪率从2016年的20%下降到2018年的3.8%，社区康复执行率从2016年的60.53%提高到2018年的90%。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由于工作出色，盘州市强制隔离戒毒所连续3年被公安部评定为一级所；2016年、2017年，在全省竞争性考核中排名第一；2017年，戒毒所被省公安厅授予集体二等功，舒洪胜被公安部授予个人一等功。一切成绩的背后，是这位彝族汉子几十年如一日舍小家顾大家所作出的默默奉献。
俗话说：“挨着铁匠尽眼子，挨着油匠尽点子。”跟省公安厅禁毒总队禁毒工作指导处处长周胜一起下过乡的人，都说他点子多、有办法、难不倒，都奔五的人了，就不觉着个累。记者跟周胜一起去纳雍县最贫困的羊场乡，正好遇到驻村扶贫的纳雍县委书记彭华昌。彭华昌介绍说，当地人都叫周胜“胜哥”，“胜哥”用心用情帮助纳雍县最贫困的地方脱毒脱贫，有思想、有点子、有抓手，不仅告诉大家如何做，还亲手指导督促大家怎样做。
近年来，周胜一门心思扑到全省禁毒扶贫工作上，在政策层面上尽力推动高层决策，抓好全省禁吸戒毒工作，努力推进全省禁毒工作社会化进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做了那么几件事吧。”一是筹划启动“阳光工程”之“三部曲”（媒体报道、专家研讨、地方立法），最终将“阳光工程”写入《贵州省禁毒条例》，使其成为政府法定的公共行为。二是探索推动帮助地方建立“关爱医院”，将一大批身患艾滋病、肺结核、尿毒症以及为逃避打击而自伤自残、吞食异物的吸毒违法人员收治进去，增进社会和谐。三是与地方戒毒机构一起研究探索创办“回归体验中心”，让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出所前进行回归体验，便于出所后通过“阳光工程”平台推荐就业。四是在“阳光工程”“回归体验中心”等模式基础上，继续探索试点打造“戒毒康复人员回归社会升级版”，即在社区、家人的鼓励下，本着戒毒人员自愿原则，在解除强制隔离戒毒后可到社区康复中心接受6个月到3年时间不等的集中社区康复，从而促进社区康复人员管理，提升社区康复执行率，解决社区康复人员就业问题、脱失问题。五是协助省禁毒委、省公安厅禁毒总队制定出台系列政策、法规和规章，有效推进政策制定科学化。
周胜的直接领导、省禁毒办专职副主任杜伟对他的工作给予很高评价，说他长期在禁毒扶贫工作中脚踏实地，默默无闻，深入思考，独当一面；在政策理念、工作措施等方面多有创见，点子多、办法多、笔头硬；特别是在与各级地方党委政府和禁毒委各成员单位的衔接指导工作方面，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2015年以来，贵州省禁毒系统与地方各级党委政府乃至禁毒委各成员单位，勠力同心，尽锐出战，精准施策，攻坚克难，在禁毒扶贫工作上取得一系列可喜成绩。贵州省禁毒委副主任、禁毒办主任、公安厅副厅长闵建说，这些成绩是在省委省政府强有力的领导下，在公安部全力指导和大力支持下取得的。他表示，要特别感谢国家禁毒办、公安部禁毒局、中国禁毒基金会一直以来给予的悉心指导和大力资助。
自2015年以来，从贵州省禁毒委、公安厅下发的文件数量和质量，即可看出该省在禁毒扶贫工作上的力度和强度。2015年7月，在贵州省委中心组学习读书会上，省禁毒委作了《坚持治毒治贫，强化源头治理，积极破解因毒致贫突出问题》的专题报告，在全国率先提出治毒治贫相结合的工作理念；当月，省禁毒委即下发《贵州省因毒致贫调研工作方案》，并于8月安排组织对全省10个毒情重点县市区、15个毒情严重和贫困问题突出的乡镇街道开展为期两个月的调查研究，摸排出全省因毒致贫人员27162人；2016年7月，省禁毒委结合推进禁毒扶贫工作的实际情况，下发《关于开展禁毒扶贫攻坚的指导意见》，是全国第一个印发指导意见并部署开展禁毒扶贫的省份；2016年11月，省公安厅将《全省公安机关禁毒扶贫行动计划工作方案》纳入《中共贵州省公安厅委员会关于印发〈全省公安机关农村维稳扶贫行动计划工作方案〉等八个方案的通知》一并下发；2017年4月，国家禁毒办、国务院扶贫办借鉴贵州禁毒扶贫工作经验，要求贵州省禁毒办代拟起草国家禁毒办、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加强禁毒脱贫工作的意见》，随即贵州省禁毒办、扶贫办联合下发《关于贯彻落实〈关于加强禁毒脱贫工作的意见〉的实施意见》；2019年7月，省禁毒委下发《关于征求〈关于分级分类加强禁毒扶贫工作的实施意见〉意见的通知》，等等。各类文件释放出的政策信息，传递着重大的机制创新和政策调整，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利与福音。
数字更能说明问题。从2017年开始，全省现有吸毒人员呈现下降趋势，截至2019年6月30日，全省现有吸毒人员132156人，同比下降7.8%；2018年全省查获吸毒人员46761人次，相较于2015年的56460人次下降17.17%；2018年强制隔离戒毒25986人，相较于2015年的28871人下降9.99%；2018年正在执行社区戒毒社区康复46260人，执行率为99.32%，相较于2015年的97.55%上升了1.77%；2018年戒断三年未复吸人员为72667人，相较于2015年的39161人上升了33506人；2018年本省籍外流贩毒人员被外省抓获绝对数为1608人，相比于2015年的3393人减少了1785人，下降率为52.6%；2018年本省籍外流贩毒人员被外省抓获实有数为537人，相较于2015年的1825人减少了1288人，下降率为70.58%。可能大家更为关注的一组数字是，从2015年开展禁毒扶贫工作以来，贵州省27162名涉毒贫困人员已有21320人顺利脱贫，脱贫率达到78.5%。
数字是冰冷的，也是有温度的，百分比的每一点变化，都浸透着贵州禁毒人和各级党政机关同志们的心血和汗水！脱贫率78.5%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数字，但距离脱贫率100%还有艰苦卓绝的巉岩险峰须待奋力攀登！习近平总书记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指出，“要攻克坚中之坚”“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第三类是需要长期逐步解决的问题”。无疑，事关百姓福祉的禁毒脱贫工作，也是需要攻克的坚中之坚，更是需要长期逐步解决的问题。
贵州省副省长、禁毒委主任、公安厅厅长郭瑞民对记者说：“禁毒问题是个世界性难题，只有我国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可以搞前无古人的禁毒扶贫事业，这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惠民方略，这是我们的制度优越性。禁毒是一场人民战争，禁毒扶贫事业同样需要打一场人民战争！”他说，“全面深化禁毒扶贫工作，坚持以打促管、以扶促戒、脱毒脱贫，分级分类落实禁毒脱贫措施，贵州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今明两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关键之年，我们还须进一步加大禁毒扶贫工作力度，为建设富美贵州，为如期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郭瑞民的话坚定有力，掷地有声。
采访之后，贵州省副省长、禁毒委主任、公安厅厅长郭瑞民（中），贵州省公安厅禁毒总队总队长吴泉安（右二），省禁毒办专职副主任杜伟（左二），省公安厅禁毒总队禁毒工作指导处处长周胜（左一），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王郅强教授（左三）等与记者合影留念。
“毒贫”难脱终须脱
本报评论员
何谓毒？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解释：“毒，厚也。害人之草，往往而生。”《诗经·大雅·桑柔》亦云：“民之贪乱，宁为荼毒。”由此推断，远古所谓的“毒”，很可能是一种含有毒汁的“毒草”，但究竟是什么“毒草”，因时代久远资料阙如，早已不得而知。不过，把毒品喻为“害人之草，往往而生”，今天看来依然贴切而生动。
何为“毒贫”？即因毒而致贫、因毒而返贫。贵州省本身就是深度贫困省份之一，加之该省位于“金三角”向国内输送毒品的主要通道上，长期以来遭受吸贩毒问题之侵害，涉毒贫困人口多、覆盖面广，贫困程度深、反复性强，毒品危害之重，“毒贫”扎根之深，已成为禁毒人民战争和脱贫攻坚道路上一块最难啃的硬骨头。
面对禁毒扶贫工作中遇到的各种新挑战新问题，近年来贵州省禁毒系统在省委省政府强有力的领导下，在公安部全力指导和大力支持下，开动脑筋，大胆创新，迎难而上，破解难题，探索、总结并推广“以则孔村帮扶模式”“盘州回归体验中心”之经验，灵活运用各种“政策工具”等一系列“贵州式禁毒扶贫方法”，禁毒扶贫工作高效开展、脱毒脱贫成果显著，并逐渐形成“党政统筹，部门合力；分级施策，分类治理；社会联动，专业攻坚；共建共治，脱毒脱贫”的贵州禁毒扶贫工作新模式。
“毒贫”的根子在毒品，抓禁毒就是抓扶贫、抓发展。贵州省开展禁毒扶贫最有效的做法是，按照“实现禁毒脱贫是目标，预防因毒致贫是关键”的工作思路，全省狠抓毒品源头治理，严控因毒致贫、因毒返贫现象发生。一是部门联动，齐抓共管；二是源头预防，关口前移；三是强力打击，减少消费；四是强化管控，降低库存；五是扩展渠道，助力脱贫。这些行之有效的做法，使该省毒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涉毒案件降势明显，毒品违法犯罪发展蔓延问题和外流贩毒情况突出问题均得到有效遏制，涉毒贫困人口呈现锐减态势。从2015年开展禁毒扶贫工作以来，全省27162名涉毒贫困人员中，已有21320人顺利脱贫，脱贫率达到78.5%。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贵州的经验告诉我们，面对“毒贫”这道难题，不仅要敢于直面现实，勇于迎难而上，还要善于切中要害，便于因势利导，顺应每一个解决“毒贫”问题的发展态势，对症下药，靶向治疗，像庖丁解牛那样“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最终方可达到攻城拔寨，破解难题，拼搏创新，后发赶超，持之以恒，善作善成。这也正是值得各地学习借鉴的宝贵经验之所在。
“害人之草”，锄之务尽。尽管解决“毒贫”问题，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然而，“毒贫”难脱终须脱。要想彻底根治“毒贫”问题，必须从根本上解决毒品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6·26”国际禁毒日前夕，就禁毒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禁毒工作事关国家安危、民族兴衰、人民福祉，毒品一日不除，禁毒斗争就一日不能松懈。”“走中国特色的毒品问题治理之路，坚决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
曾几何时，我国有过在世界上成功禁绝毒品的“无毒时代”。今天，我们同样拥有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已然有宏伟的顶层设计在，就须凝聚高度共识，下定决心，下大力气，尽锐出击，持续作战，“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正所谓“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文/中国禁毒报 李建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