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记者走访多个城市社区了解到,一些地方的社区行政化倾向明显,工作负担沉重,特别是上级甩下来干不完的任务和死灰复燃的奇葩证明,让社区干部心力交瘁。他们反映,他们现在是“干最重的活、拿最少的钱、遇最奇葩的事”。
街道办成了“二传手”,“行政下移”让社区干部窝火
城市社区是居民的自治组织,但近年来一些原本属于街道办的工作频繁向社区转移,行政化倾向严重,大量行政事务工作挤压社区工作人员的时间和精力。
工作11年的社区干部王心(化名)说,2004年她结婚时,结婚证、准生证等在街道办办理,但2008年她到社区工作时,这些已经成为社区的分内工作了。同时,低保、残疾人工作等任务也落到社区工作人员身上,“社区负责干活,街道办反而成了信息传递的‘二传手’”。
“从计生、交通、民政到社保、劳保等,凡是街道办里有的口,都会给我们下任务,社区的服务工作只能用闲暇时间来做。”另一个社区的党支部书记对半月谈记者说。
活多人手少。一些社区干部每周或每月都要被抽调到街道办干活。一个社区的12名工作人员里有4人需要轮岗。一些地方的街道办形成“街道办主任派活—副主任安排—科员调人—社区干部干活”的状态。“别看办事大厅里人坐得满坑满谷,好多人是从社区抽调过去的。”王心说。
干着街道办的活,却没有享受行政人员的待遇。太原市社区的一些工作人员一个月到手只有2400元左右,吕梁等市的社区工作人员只有1600多元,相当于当地街道办干部的一半左右。
有些社区甚至欠了一屁股债。中部某市同一街道上的几个社区共欠了200多万元。一名社区干部说,居委会一年只有8万元活动费用,但一年下来办公室租金、水电暖等费用要十四五万元,“我们现在还欠着40多万元,与周边比是欠债最少的”。
14个人干近百项活
社区行政化,让社区干部不得不面对形形色色的“协助”任务,从经济普查到协管交通,从地方维稳到运动会宣传。“上面有多少部门,我们就有多少领导,就有多少种活。”一位社区主任说。
王心的微信里有30多个工作群,既有按信访、民政、环卫等对口部门建立的固定群,又有“二青会志愿者”“我和我的祖国快闪”等临时群。“现在的领导有啥事都是往微信群里一扔,一级扔一级,扔到我们这才开始干活。”
太原市某社区主任马主任介绍,社区14名工作人员承担了近百项工作,工作量和人员数量不成正比。随着上级职能部门分工越来越细、职能越来越完善,社区负担会越来越重。
马主任说,社区每天报表至少要填十几份,给不同部门重复报多次,甚至要求报门面房的经纬度,根本报不了。
一些专业性极强的活,社区只能“硬着头皮干”。前段时间,吕梁市一位社区主任张清(化名)做了一次经济普查。“统计局派的任务,有几十项指标,我们也不懂,只能照葫芦画瓢地向社区内的商铺问个数字。”张清说,“问不到位,结果不准确,我们也没办法,还必须得干。”
奇葩证明死灰复燃
社区干部反映,由于社区行政化严重,前几年一度减少的奇葩证明,今年又有回潮的迹象。
太原市出台过规定,社区只需盖居住证明、死亡证明、社区矫正人员情况证明等8种证明,现实并非如此。社区干部反映,要盖的章一个也没少。
“孩子拿奖学金要社区开无偷盗记录证明、学生假期志愿者服务需要社区开证明、大学生入党政审等都要社区盖章。”太原市一名社区干部说,一些章要得特别急,来了就要盖,盖完就要走,不给盖就吵。
一位社区主任说,小区里民用房改商用房是政策不允许的,工商部门完全可以不给登记。但工商部门把矛盾转嫁到社区头上,让他们先盖章。“盖章违反政策,不盖章办事的人觉得卡他们。”(记者 吕梦琦 王井怀 刘扬涛)
刊于《半月谈》2019年第19期